灰飛煙滅的三幢深具歷史價值的歐陸中古式堡壘豪宅 – 「余仁生」創辦人長子余東璇的「余園建築」和傳奇

我的1984

英國作家 George Orwell 於1949年出版的著名小說《1984》，描繪1984年是一個極權世界的光景，人類被監視，沒有私穩和人權，big brother is watching。現實中，1984年幸未成為極權世界；1984年的香港，中英兩國忙於香港前途談判及草擬香港回歸中國的「中英聯合聲明」-- 香港前途協議。

這背景下的84年8月下旬，筆者從澳門來港重讀中六，至今在港生活轉瞬30年，1984成為一個值得紀念的年份。從澳來港是二姐的意念，當年她提議小弟不如在港重讀一年中六，希望考入中文大學。這個意念成真了，在中大畢業後一直留在這個小島工作和生活。迄今，筆者在港生活的日子已遠超過在澳的日子。

得感謝主藉著二姐萌生該意念，可說改寫了筆者今後的人生路程。她為我在港找學校，在澳時讀培正，香港的培正卻沒有收錄小弟重讀，可能是見筆者高考的成續並不出眾。只有一家被視為「左校」的培僑中學取錄，結果，認識了不少好同學，至今仍是好友。

猶記得有早讀堂，早上在操場也有升國旗禮，真「前衛」。早上未正式上堂前，有15分時間閱讀文匯報，兩位同學讀一份，報紙費在每月交學費時已一併繳交。當年每月學費是三百數十元，比起津校香港培正的每月80多元，貴上四倍多，因當年培橋仍屬私校，沒有港英政府的資助。

除此之外，學校並沒有刻意灌輸我們共產或社會主義思想。其實，校園內也沒有甚麼給人「左校」感覺的毛澤東等雕像，外貌跟其他一般學校沒有顯著分別。初到香港，多多少少會有一些文化衝擊，澳葡政府管治下的澳門民風，跟港英政府下的香港，十分不同，無需筆者在此詳述。

教學上，澳門老師是不會教學生在考試前 tip 題的，十分「單純、讀書」式；香港的老師，則會為我們 tip題，例如，說《出師表》不用讀了，因去年或前年已出過，今年讀《庖丁解牛》等吧….，明顯是考試導向。

香港的教育制度也屬失敗，過於重視中、英語文能力和背誦，令很多有潛質和創意的同學無緣跨越大學門檻，扼殺了無數人材。其實，除所謂高等教育外，政府應大力增設職業教育，培訓各種各樣的藍領專業人才。

1984年9月26日和10月1日，學校特別讓我們觀看中英兩國草簽香港聯合聲明的典禮，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5年的國慶閱兵典禮，那時還是鄧小平時代。教我們中史的老師陳sir，又叫我們製作簡單的抗日戰爭幻燈片教材，向低年班的同學介紹抗日經過。

1984年，香港的影視娛樂和音樂流行文化仍處於高峰期，有暗喻回歸的電影《等待黎明》、港人回鄉及認識祖國的《似水流年》、譚詠麟的流行曲橫掃各大獎項。筆者跟其他同學一樣，除忙於應付高考外，放課後也會到戲院觀賞一些想看的電影。

1985年4月，在讀位於北角的培僑，發生了轟動一時的「寶馬山雙屍案」，兩名英籍男女少年在山上拍拖，不幸被數名少年殺害，也一度成為我們的話題，幸兇徒最後被警方捉拿。

30年轉眼消逝，不少記憶歷歷在目，更多的是遺忘了，記憶也不可靠。今天的香港，無論政治環境、社會和文化價值觀與氛圍，改變很多…..。那些年，是成長、學習和值得回味的日子。